文章批判了当下一些人以“革命”之名，借“颠覆性别秩序”之口号进行的极端行为。作者指出，这些人虽标榜进步，实则采取了与历史中“假洋鬼子”和“革命党”不同的、更为隐蔽和稳妥的方式，回避真正的牺牲与斗争，引发对所谓“精神嬗变”实质的反思。


论“精神嬗变”法之种种

近来天气不大好，网上的风气也愈发奇特。我先前见过“假洋鬼子”，也见过“革命党”，他们虽然行事可疑，但终归是要么挨了打，要么掉了头，总还算是在这尘世间滚了一身的泥水。然而近来见着的一种新人物，却似乎发明了一种更为稳妥、更为高妙的法子。

他们也自称“革命”，说是要“颠覆”那千年未有的“性别秩序”。这秩序，我是知道的，就像一条无形的辫子，拖在许多人身后，叫人坐立不宁，日夜煎熬。有些人为了剪它，吃了无数的药，挨了无数的刀，流了无数的血和泪，末了还要被社会当作怪物，活活地践踏一生。这代价，我是晓得的。

可这种新人物的革命法，却似乎不在此列。

据他们自己说，剪掉那条真正的、血肉相连的“辫子”，是一种“不够革命”的革命，是“屈服于旧世界的二元对立”。他们的新法子，是宣布自己“精神”上已经剪掉了辫子，肉体上却不必动。据说，这叫作“解构”。

于是，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，便浓缩为一场极其精巧的“语言体操”。

他们的“激素”，是福柯、巴特勒的片言只语，吞下去，便觉得浑身充满了批判性的力量。他们的“手术”，是在自己的名姓之后，小心翼翼地缀上“情境主义趣”或“符号学趣”的注脚。做完这番手术，他们便觉得那无形的辫子，已然在精神上升华、消失了。

他们的战场，不在街垒，也不在医院，而在评论区。他们的战斗，是预先就想好一切会被攻击的可能，然后写一篇长长的檄文来自我辩护。最勇猛的出击，大约就是把一个敢于质问的ID，拖进黑名单里去。这么一拉，敌人便消失了，于是自己就胜利了。

我是不懂这些高深理论的。我只知道，从前那些剪辫子的傻子，剪了，便要面对官府的钢刀和乡邻的白眼。如今这些“精神嬗变”的智者，换上一面旗帜做头像，高喊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口号，便能收获许多同类的赞赏和社区的善意，说他们“很累”，说他们“勇敢”。

我实在不明白，一场连一滴血、一滴汗都不必流，甚至连一剂药的副作用都不必承担的“革命”，究竟革了谁的命？大约，是革了那些还在犹豫、彷徨、挣扎的、真正痛苦的人的命罢。因为这番轻巧的表演，恰好向世界证明了：你们看，这整件事，原来不过是一场无伤大雅的、非常时髦的游戏罢了。

他们高举着一面鲜艳的旗帜，旗帜上写着“革命”，但细看之下，才发现那旗帜原来是一面镜子，里面照出的，无非是他自己那个顾影地怜的、无比“正确”而又无比安全的影子。

至于那条辫子，究竟还在不在，或者那辫子究竟是什么，他们大约是不甚关心的。

我也是不很关心的。我想，还是早点睡罢。外面的风，似乎更冷了。

论“祖宗之法”不可变

世上的事，怕就怕在走极端。这边厢有剪了“精神辫子”便自诩为先锋的智者，那边厢便也总有抱着老祖宗的真辫子不肯松手，宣称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圣人君子。

这两种人，看似水火不容，势同仇寇，但在我看来，却好似一个铜板的两面，一样的可笑，也一样的可悲。他们一个拜的是未来的“神”，一个拜的是过去的“鬼”，却都不肯睁开眼，瞧一瞧眼前这个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……

那些圣人君子们，开口“伦常”，闭口“纲纪”，说这条辫子乃是天地生成的道理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动一根，便是大逆不道。倘若有谁觉得这条辫子碍事，觉得勒得自己喘不过气来，他们便立刻圆睁了眼睛，厉声喝道：“这是你的错！是你的心不正，是你被歪理邪说迷了魂！”

他们的武器，不是时髦的西洋理论，而是故纸堆里的几本经书。他们不必做精巧的“语言体操”，只需把“孝悌忠信”这几个大字往空中一抛，便能砸得人头晕眼花。他们说，这辫子维系着家庭的和睦，国家的安稳，世界的太平。至于那辫子底下的人，究竟是和睦还是痛苦，是安稳还是煎熬，他们是向来不看的。

我曾亲见一个年轻人，只因觉得辫子太重，想剪去松快松快，便被他的老子捆在堂前，请来族长，说是要“清理门户”。那族长捻着胡须，摇头晃脑，引经据典，从盘古开-天辟地，一直讲到本朝的圣君贤相，结论是：这辫子，就是天理，就是人伦，剪了，家将不家，国将不国。

那年轻人辩不过，也不敢辩，只是哭，说自己日夜都觉得这辫子像一条蛇，缠在脖子上，叫他发疯。族长听了，便叹一口气，对众人说：“看，果然是疯了。祖宗之法，怎么会是蛇呢？”

于是，一个活人的痛苦，便被轻轻松松地归结为了“疯病”。这法子，倒也和那些“精神嬗变”的智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们一个将真实的斗争污为“魔怔”，一个将真实的痛苦判为“疯癫”，左右都是不肯承认，这辫子本身，或许是真的会伤人的。

这辫子究竟是什么呢？在圣人君子看来，是“国粹”，是“传统”，是维系一切的神圣图腾。在他们眼里，人是为了这辫子而生的，不是辫子为人而留的。倘若为了保住这辫子的体面，牺牲掉几个活人，那也是理所应当，天经地义。

所以，我时常想，那些“精神嬗变”的智者，和这些“祖宗之法”的圣人，其实是在合伙演一出双簧。一个把辫子说得玄而又玄，仿佛是一种可以随意解构的符号；一个把辫子说得神而又圣，仿佛是不可触碰的绝对真理。他们吵得热闹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却唯独都忘了去问一问那个被辫子拖累得走不动路的人：

“你，疼不疼？”

论辫子之可有可无

前面说了两种人，一种把辫子说成了非有不可的神物，一种把辫子说成了可有可无的幻象。他们吵得凶，仿佛这辫子要么是金的，要么是空气，却总不肯说，它原不过是一束头发。

这辫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说穿了，也并无什么玄妙。太古时候，人还浑浑噩噩，看见世上的人，大约分得出两种模样，一种能生孩子，一种不能。为了方便辨认，好分配些打猎、采果子、看守洞穴的活计，便随手贴上了两个标签。这便是辫子最初的来历了——它不是天理，也不是神谕，只是一张粗糙的、为了方便记账的草稿纸罢了。

造化小儿原是喜欢胡闹的，它造的人，哪里就肯老老实实地只分作两堆？有的人生来便雌雄莫辨，有的人心里想的又和身上长的不一样。那张草稿纸，从一开始就记错了许多账，漏掉了许多人。

但在当时，生产力低下，人活着不易，这张粗糙的草稿纸，倒也勉强够用。男人被指定去打猎，女人被指定去看家，这分工固然粗暴，倒也让族群糊里糊涂地运转下来了。可这辫子，从那时起，便是一副铁的枷锁。它将男人锁在“强悍”的牢笼里，不许他流泪，不许他软弱，要他用血肉之躯去对抗猛兽和敌人，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“男儿”的虚名之下。它又将女人锁在“生育”的牢笼里，剥夺她们走出洞穴的权利，将她们的价值，仅仅等同于肚皮的功过。至于那些天生便不属于这两堆的人，便更是被视作不祥的怪物，连被记上一笔的资格也无。

可如今是什么时代了？机器能做万人的活，智能可抵千军之力，从前的那些靠筋骨气力定下的分工，早成了老黄历。一个人的价值，早已不取决于他/她的身体是何种模样，而在于他/她的头脑与心灵能创造出什么。然而，这条辫子非但没有因此松脱，反而被商人们用金线银线重新编织，变得更加坚韧，也更加有利可图了。它不再仅仅是一根阻碍生产的绊马索，更成了一座靠贩卖对立来盈利的、热闹非凡的市场。

你看，它一边对男人高喊“阳刚不再”，卖给他强身的补药和坚硬的铁器，赚走他因恐惧而掏出的钱；一边又对女人低语“青春易逝”，卖给她悦人的脂粉和紧身的衣衫，赚走她因焦虑而付出的债。就连那些好不容易挣脱了这两条辫子的人，它也绝不放过，立刻为他们打造出新的、五光十色的“身份”标签，再把这些标签做成亚克力板卖给他们。最妙的是，它还靠着挑动这几拨人互相攻覡、互相辱骂，来赚取那最时髦的、叫做“流量”的东西。男人骂女人，女人骂男人，所有人再一起来骂那些“不男不女”的怪物，骂得越凶，商人们的算盘打得越响。这辫子，便从一副枷锁，变成了一根挑动所有人互斗的毒刺。它异化了所有人：男人被“阳刚”的辫子逼得精神崩溃，女人被“阴柔”的辫子缚住手脚，而所有不愿被这两条辫子捆绑的人，则被斥为异端，耗费了无数精力在无谓的自我证明之中，最终都成了那市场里被明码标价的货品。

所以说，这条辫子，到了今天，便真正是可有可无了。你若觉得它好看，或者留惯了，懒得剪，那便留着，也无人来说你。但倘若有人觉得它又重又闷，勒得头皮发疼，妨碍了走路，要剪去，那更是天经地义，谁也无权干涉。

最可笑的，便是那些自己留着辫子，便觉高人一等，还要按着别人的头，不许人剪的；或是那些自己剪了“精神辫子”，便觉飘飘欲仙，反过来嘲笑别人还在乎这几根头发的。他们都忘了，头发长在各人自己头上，是剪是留，是梳是散，本该由自己说了算。疼不疼，也只有自己知道。

论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

世上最害人的，还不是那两种人。一种拜鬼，一种拜神，虽然可恶，但他们的心思，倒还容易看穿。最难提防的，是第三种人：那些自己剪了辫子，安安稳稳地坐在租界的洋房里，回头却指着墙外那些拖着辫子的穷人，大声呵斥他们为何不革命的“老爷”。

这些老爷，先前或许也吃过些苦头，但如今是稳妥了，体面了。他们不必再担心官府的钢刀，也不必再理会乡邻的白眼。于是，他们便生出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来，觉得天下所有拖着辫子的人，都该像他们当年一样，手起刀落，剪个干净。

他们坐在书房里，喝着咖啡，写出慷慨激昂的文章，质问那些穷人：“你们为何如此麻木？为何不肯站出来，公开支持我们剪辫子的事业？你们的沉默，就是对旧世界的纵容！”他们的话，说得极漂亮，极正确，仿佛自己是替天行道的先知。

可他们忘了，或者是不愿去想，墙外的世界，与他们的洋房，是不一样的。

那些穷人，听了老爷的话，有几个热血的，便也跟着喊几句口号。可他没有洋房做庇护，第二天就要面对东家的解雇，老父的藤条，左邻右舍的唾沫。他被骂得狗血淋头，遍体鳞伤，回头再看那老爷的文章，字字句句，都像是催他去死的符咒。

也有那胆小些、却也心存向往的，便不敢声张。他们偷偷地，在夜深人静时，自己剪了辫子，再用帽子严严实-实地盖住，白天依旧装作无事。他们活在双重的恐惧里，既怕被顽固派发现，又怕被老爷们指责为“不彻底的投机分子”。

更有那老实人，听了老爷的话，觉得句句在理，非剪不可。可他没有见过剪刀，也不知该如何下手，只凭着一腔孤勇，胡乱操作，结果剪得不三不四，反而成了众人眼中更大的笑柄。

而最多的，还是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穷人。剪辫子于他们，是太奢侈的事。他们既没有剪的钱，更没有剪了之后还能活下去的门路。可如今，因为老爷们在报纸上把事情闹大了，顽固派们便也更加警惕，巡查得更严，连带着把所有人都看得更紧了。这些穷人，辫子剪不了，身上的枷锁，却因为这场他们无从参与的争吵，又重了几分。

所以，老爷们的“革命”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我先前是不懂的，后来才略微有些明白。那大约不是解放，而是一种更高明的慈善。他们将剪辫子这件原本要掉脑袋、流鲜血的事，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一种可以挂在嘴边的、关于“个人自由”的漂亮消遣。他们拿出几句廉价的同情，便能换来“开明”的好名声，仿佛自家的洋房，也因此多了一重道德的光辉。

他们的嘴里，自然是满口的主义和道理，可他们的靴子，却总是干干净净的，从未沾上过穷人那一步一陷的烂泥。哦，不对，是踏足过的——那是在监工的时候。他们之所以能高高在上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大约也是因为身子底下垫得安稳，只是不知道垫的是什么罢了。